追思董乐山老师

作为他的学生，我没能在他生病期间去看他很不应该，但据说董先生去世时样子很可怜，我又庆幸没有去看他——我更愿他留给我一个完好的学者形象。

我是1965年的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英语系本科生，那时董先生和新华社的一些大“右派”已被贬到二外当教书匠。文革之前，知识分子就被视为团结对象，生来带有原罪，是不被看重的，更何况是解放前学译文出身的呢。董先生没有教过我们班，我与他关系密切起来是在下放到干校以后。那是1969年末，他被分配到我所在的班——准军事化组织的连、排、班中的班。在河南明港干校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刚去时我们住在明河边的一座废弃的瓦房里，我与他并排睡在双层床的上层。记得一天夜里下大雪，早上醒来时我们的被子上已落满一层雪花。可见屋顶的漏洞多大。室内外几乎没有温差。还有件事是，请他偷偷为我改译稿。说偷偷，是因为军代表经常搞突然袭击，让同学们互相搜查行李，看有没有封资修书籍，搞得人心惶惶。我和另两个同学偷偷分工翻译一本集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一体的某外国作家的作品，可谓贼心不死，胆大妄为。董先生在我的请求下默许，不得不偷偷地为我校改译文，条件是互相保密。平日显得胆小谨慎的他，竟敢答应我的大胆请求，想必他也是技痒难耐吧。董先生改正的文字当时给我极深的印象，这是在课堂上绝对学不到的。

后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教益。譬如，董先生说他的翻译其实是苦练出来的。他在新华社为首长翻译电讯稿，往往是来人在一边催，他在一边译，天长日久练出了极快的速度。刚开始时，早上上班一坐下就开始翻译，等到抬头歇息时已是午饭时间。一本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已经翻得烂熟，查某个字只用一下就翻到该字所在的页码。这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吧。

董先生还告诉我，他的第一部文艺作品译作不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也不是《西行漫记》，而是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的长篇小说的英文版。但也是出于政治上表示友好的原因翻译的。不过，他说，扎扎实实地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对译者的锻炼很大，受益匪浅。他还教导我说，翻译绝不能偷懒，更不能取巧。每一句话都要译出，不要绕开难点，这既是译德，也是不要授人以讥柄。董先生的这些教诲时时记在我心，贯彻在我20多年的翻译工作中。

文革后，各奔东西，我和董先生兼有师友之谊，得到他的指教更多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曾让我译过商务印书馆的一部世界史的注释部分，后来又约我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英国历史短篇小说集，再后来，则是让我译了他主编的《美国和美国人》丛书中的《迪斯尼传》（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董先生的水平之高，令我辈不能望其项背。这话绝不是夸张，试以我个人的经历为证。我刚调到出版界时，头一篇文章就是译一篇谈法国新浪潮电影的论文。由于初涉外国电影，一头雾水，3天竟无进展，只好求助于董先生。他那时还住在黄亭子，只小半天时间就把我叫去耳提面命。我吃惊于他的神速，叹服于他对英文的稔熟。还有就是译《迪斯尼传》，两个半月译完20多万字的巨著，对我来讲实属不易，可是他收到我的译稿，仅三四天时间就全部校改完毕，还来电话告诉我有哪些错误。我曾听他在新华社的老朋友说，董乐山的翻译速度，为他抄清稿的人都赶不上。亲历之后，才相信其言不虚。

在与董先生交往深入后，发觉在一些事上很见出他的超前见识。打倒四人帮后，人们逐渐敢说话了，但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让当时的人放胆说话，也没有几个人说得出真有见识的话、思想解放的话。有谁能说出现在看来十分一般的话，在当时也竟能骇世惊俗。说来可笑，但都是事实，不亦悲乎！例如，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时，我抱怨为时太晚，可董先生却对我说：“这比苏联快多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案子还没动静呢。”托洛茨基、布哈林案在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中被认为是铁案，当年江青就说要把刘、邓批得比托、哈还臭，叫后人永远无法为他们翻案。所以董先生的话当时叫我听不惯，可见他之超前。

董先生每有译作出版，大都送我。从他所译的《1984》、《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书来看，他译书绝非率意而为。他眼界开阔，具有知识分子的敏感，看似先知先觉，其实是他知识结构中迸发出的智慧。他的许多文章貌似平平，实则有深意存焉，表现了一个爱国爱民、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的襟怀。